最近郑州富士康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操作工离开富士康回家，导致富士康阴缺少操作工而减产，这直接影响到iPhone14pro的交货日期。富士康加钱留住操作工但是收效甚微，于是整个河南省都在为富士康招工，甚至给村里下达一些任务。
两三年前在低收入人群流行躺平的生活方式。一些年轻人在大城市打工生活，但是高昂的房价和房租让这些打工者一个月下来工资所剩无几。有些人终于想通了，干脆躺平了，过低物质欲生活。他们离开大城市回到老家，要么啃老，要么就是做一些小生意。
中央媒体也发文批评这种躺平的做法，说了一大堆的冠冕堂皇的大道理。
为什么中央或者一些高收入者会反对躺平，继续给低收入者打气，给他们制造一种拼搏就能成功的幻想呢？因为底层劳动者躺平了会影响到高收入人群的收入。
在一个工厂里面，操作工负责在车间生产。他们拿的工资最低，工作非常辛苦，而工程师则在办公室通过生产软件监控生产线上操作工工作。整个一个工厂一年到头能拿多少奖金就看车间操作工的工作效率和质量。一旦操作工都离职回家躺平，直接影响到工程师，各级主管，副总裁，总裁和大股东的年终分红。所以他是最喜欢给操作工灌输要安于现状的思想。例如现在你们的收入已经很高了，看看其他工厂没有这样的福利，公司给你们提供宿舍，你们每个月能省出几千生活费。
我们这个社会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是人的权力，选择贫穷还是富裕是平等的，不应该在道德上被指责。贫穷就是坏，富裕就是好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穷很容易，富很难。有些人接受穷，不劳动过着贫穷流浪的生活，但是他认为这种穷的自由要比去工作拿着微薄工资的不自由要好。这种选择穷的人大多数不是喜欢穷而是就算把自己卖了也富不了。还有一部分人就是纯粹的喜欢自由的生活方式，选择流浪和清贫。
能够富的人他们的收入是占有那些底层劳动者的一部分收入。例如一部手机销售出去，卖了5000元钱，这五千元钱如何分配已经在生产它的时候决定了，国家地方税收拿走一部分，设计公司拿走一部分，代工厂拿走一部分。而代工厂拿走这部分例如500元，也已经在生产前分配好了，线上的操作工拿走多少，工程师拿走多少，高管拿走多少。所以线上的操作工是直接生产手机的，把设计变成实体，但是他们拿的是最少的。为什么他们拿的最少，因为能干操作工工作的人多。所以企业尽可能的压榨操作工的工资，把这些钱用来雇佣工程师和管理人员。
为什么说是压榨操作工呢？例如郑州富士康，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员工出勤奖励是100元，到了疫情期间就升到了500元，那这400元奖励是哪来的。其实就是来自于公司占有工人的收入。这些收入转化为公司的利润，最后一部分用来发年终奖，级别越高的拿的越多，而这些就是工人的钱。现在工人都不干活了，高管自然放弃自己的一部分年终奖，这种行为就是丢芝麻捡西瓜。
当大量工人都不干的时候，工人就变得稀缺了，工资就高了。
还有就是上海这种大城市，在上海的底层服务业从业人员，例如餐饮，快递，他们很辛苦而且没有正常的双休甚至五险一金。这些是基层劳动者应该得到的钱其实是补贴了顾客，顾客获得了廉价的服务。因为这些城市的市民不在乎这些底层工作者，但是一旦这些底层工作者离开了大城市，大城市的市民就慌了。因为按照劳动法支付底层服务者的福利和薪酬会提高大城市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成本。最后这些成本会转移到雇佣这些市民的企业。
整个社会的所谓道德评价其实不是从最底层人的利益角度考虑的，而是这个社会高层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考虑的。穷人在道德层面没有任何话语权，因为这部分没有特殊职业技能的人多，所以他们就被剥削，他们的工资就会压的很低。城市的中产和有钱人就会越来越有钱。
所以每个人都应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应该受到道德指责。选择贫穷的人多了，躺平的人多了，整个社会就会贫穷。那些高高在上的既得利益阶层也会贫穷。反正努力也是贫穷，躺平也是贫穷，当然可以选择躺平这种彻底贫穷，也可以选择努力而获得相对贫穷。这些都是人的自由意识，不应该被指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