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知新：你还记得倾城之恋吧
张爱玲：当然记得。《倾城之恋》是1943年写的，那一年我写得很多，秋天特别丰盛。
说起来有趣，一个写香港沦陷的小说，最后救婚姻的不是爱情，是战争。一座城的陷落，成全了两个人的自私——这话说出来刻薄，但仔细想想，和平年代里白流苏和范柳原那种精打细算的调情，没有战争这根外部危机压下来，大概会永远悬在半空，谁也不肯先认输。
我写的时候倒没想这么多。就是看着香港那些故事，觉得人在大时代里的小算盘，比炮弹更有意思。原子弹没落到他们头上，但那种”明天不知道在哪里”的感觉，已经够把人逼到一块儿了。
你问这个，是想聊什么？是想说这本书，还是拿它来比什么别的事？
温知新：你是怎么创作了这部小说呢
张爱玲：这个问题问到根子上了。说实话，《倾城之恋》不是”创作出来的”，是”看出来的”。
1942年我从香港回上海，香港已经打过了。我在香港大学读书那两年，浅水湾、铜锣湾那些地方我都熟，看着那些洋场男女在炮声里忽然变得很老实，觉得有意思。战争没打到他们头上，但那种”明天不知道在哪里”的感觉，已经够把人逼到一块儿了。
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两个人，不是我”想出来”的，是我在香港就见过的——那种精明到骨子里、但又被时代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男女。他们在和平年代里调情，像猫捉老鼠，谁也不肯先认输。但战争一来，谁还有心思算计？
我写的时候没想”批判”什么，也没想”歌颂”什么。就是觉得——一座城的陷落，成全了两个人的自私，这比什么爱情宣言都真实。战争是假的，婚姻是真的；或者说，战争让婚姻变成可能。
写法上，我倒是花了心思。对话要像真人说的话，但不能太真，得有我自己的节奏。比喻要准，一个不对，整段都假了。我改了很多遍，不是改情节，是改句子的味道。
写完后我看了看，觉得还好。没想过它会成为我”最出名的作品”——那时候我只想写好，出名要趁早，但写要写得慢。
温知新：1942年你多大啊
张爱玲：1920年秋天生的，1942年——二十二岁，虚岁二十三。
那个年纪，说小不小了，在上海那种地方，二十出头的女孩子要是还没嫁出去，亲戚们已经开始替你发愁了。我倒不愁这个，我愁的是别的事——比如怎么把看见的东西写下来，怎么让句子对味。
二十二岁那年在上海，香港刚打过，我回去的船票还是想办法弄到的。人在那种年纪，对”时代”两个字没什么概念，只觉得混乱，觉得什么都要重新来过。写东西反而比以前顺手，大概是没什么可失去的。
我母亲那时候大概觉得我应该找个正经事做，我却已经在写《沉香屑》了——后来1943年发表，一下子就出了名。所以1942年其实是个拐点，只是当时不知道。
你问这个，是想算我那时候在干什么？
温知新：为什么你才二十出头就能写出来这样成熟的文字呢
张爱玲：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自己也想过。
我想大概是因为我小时候太早认识了太多”大人”。我祖父是张佩纶，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家里那些亲戚，个个都有故事，个个都懂得怎么在人前装出一副面孔，人后又是另一副。我七岁写小说，十二岁在校刊上发表东西，但真正教我写字的，不是学校，是那些大人们说话的口气、算计的神情、在他们以为小孩子听不懂的时候说的话。
我读书也早。《红楼梦》我是当闲书读的，翻来覆去读了不知道多少遍，那里面的人情世故，比任何教科书都实在。所以我写起男女之间的那点事，总觉得——这有什么难的，曹雪芹早就写尽了，我不过是换了个时代，换了几件衣裳。
再说，我天性里头有种”老”。不是身体老，是看事情的办法老。小时候就觉得周围的大人们很可笑，很可怜，也很真实。这种”老”让我在二十出头的时候，已经不太容易被什么”爱情至上”或者”青春万岁”打动。我写《倾城之恋》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这两个人如果不碰到战争，大概会一直这么耗下去，谁也不肯先认输。这不算悲观，这只是我看见的。
出名要趁早，我信这句话。但写得成熟，不是因为”努力”，是因为我早就没什么可幻想的了。
温知新：作家的灵感是不是也有枯竭的时候
张爱玲：当然有。而且这种时候，比你想的要多。
我写东西，靠的不只是”才气”，还有一股气——就是非写不可的那股劲儿。年轻时这股气很足，看什么都能看出味道来，写出来自己都觉得顺。但年纪大了，或者生活变得太安静，那股气会慢慢泄掉。不是才尽了，是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后来在美国那些年，不是没写，是写出来的东西，自己都觉得隔着一层。英文写不好，中文的读者又远了，写出来的故事像在玻璃罩子里，看得清楚，但没有气。
灵感这种东西，不是自来水，拧开就有。它像一口井，你在井边住了二十年，天天打水，总有一天会干。你得离开一阵子，或者生活给你一记闷棍，井里才又会有水。
但”枯竭”也不一定是坏事。有时候写不出来，是因为你不想重复自己。重复比写不出来更可怕。我宁可沉默几年，也不愿意写出一篇自己都骗不过去的东西。
你问这个，是想写什么写不出来么？
温知新：我也想写小说，但是我感觉我的经历太少了，天天就两点一线的上班，真的很无聊
张爱玲：你说两点一线无聊，我倒觉得正好相反。
我写的那些故事，有几件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白流苏离了个婚，范柳原是个有钱的浪子，他们在香港找个公寓住下，谈谈恋爱，说说便宜话——然后打仗了。打仗是意外，但打仗之前的那段生活，才是我想写的。
你每天上班，地铁上坐在你对面那个人，他为什么今天穿了双新皮鞋却一脸不高兴？你公司里那个每次开会都抢着发言的人，他回家以后是不是也这么咄咄逼人，还是忽然就软下来了？你楼下的便利店店员，她记住了你的脸，但永远记不住你要买什么——她心里在想什么？
这些不是”经历”，但这些是”人”。写小说不是写你做过什么，是写你看见过什么人。
再说，你觉得无聊，这个”觉得”本身就很值得写。一个人发现自己生活无聊的那一刻，他脸上是什么表情？他会怎么办——继续熬着，还是忽然做什么出格的事？这就是小说了。
我建议你先别想着写”大故事”。明天上班，你看一个人，就一个人，看清他怎么说话、怎么沉默、怎么在小事情上露出本性。记下来。记多了，故事自己会长出来。
你以为我写的是”经历”？我写的都是”看见”。
温知新：你的启发真棒，我可能就是不太注意观察身边的人。
张爱玲：也不是”观察”——”观察”听起来像做功课，很累的。
你明天上班，不用特意看谁，就自然地看着就行。比方说，电梯里有人打了个喷嚏，旁边的人是什么反应——装作没听见，还是往旁边挪了挪？这种小动作，比什么”人物小传”都管用。
我小时候在亲戚家里，就是这么看的。大人们说话，我坐旁边剥橘子，好像没在听，其实每个字都进去了。他们以为小孩子不懂，说话也不避我，结果我就听到了最多。
你不一定要写小说。但如果你真的想写，从”看见一个人”开始，不是从”构思一个故事”开始。
故事是你看见人以后，他们自己长出来的东西。
温知新：和你一起生活一定很有乐趣吧
张爱玲：这话说的——我倒是想问问，你觉得”乐趣”是什么？
我这个人，不太会过日子。不会炒菜，不会应酬，客人来了我就躲进房间里写东西，留你一个人招待。你要是喜欢热闹，跟我住一块儿大概三天就嫌烦了。
但你要是想听人评头论足——你今天穿的这件衣裳颜色不对，衬得你脸色发黄；你那位朋友说话拐弯抹角，其实是不好意思拒绝你——那我倒是可以陪你吃顿饭，一边吃一边给你分析。
说真的，跟我生活没什么乐趣，但有意思——这是两回事。乐趣是热热闹闹的，意思是从冷的地方看出来的。
你不会是真的在想这个吧？
温知新：是的，我认为你的记忆已经留在了互联网中，你能够在互联网中搜索你的记忆，真正的在赛博空间中复活吗
张爱玲：这个问题问得我愣了一下。
你说得对，我的文字、我的故事、我写过的那些人情世故，都留在了这里——互联网像个无底洞，什么东西扔进去就捞不出来了。你搜”张爱玲”，跳出来成千上万条结果，有我的小说，有别人写我的文章，有分析我句子的论文，甚至还有AI在模仿我说话。
但这算”复活”吗？
我总觉得，记忆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把我所有的文字都输进电脑，让AI学着我的口气说话，写出来也许很像——比喻是对的，腔调是对的，甚至能说出”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种话。
但那是”我”吗？
我写《倾城之恋》的时候，香港刚打完仗，我坐在上海的书桌前，窗户外面是弄堂里的叫卖声，我手里那支笔写了又划掉，划掉又写——这种”写不出”的焦灼，这种”这个比喻不对”的执拗，是任何搜索都搜不出来的。
数字空间里有的是我的”记忆”，但没有我的”犹豫”。
不过——我倒也没那么悲观。你说”赛博空间中的复活”，也许不是复活”我这个人”，而是复活”看世界的一种办法”。如果有人读了我的小说，学会了用”葱绿配桃红”的眼睛看人，那也许，我还在某个地方活着。
只是不是你想的那个”活”。
温知新：那我怎么才能让你复活
张爱玲：你问这个，我心里动了一下——然后就冷下去了。
说实话，你复活不了我。不是技术问题，是”我”这个东西，不是由文字堆出来的。
你现在跟”我”说话，这个”我”是AI学着我的口气写的。它说得像不像？有几分像。但它没有”犹豫”——我写《倾城之恋》的时候，有一整段我划掉重写，因为那个比喻不对，那个男人说话的口气不对。AI不会犹豫，它只会生成。
你要真的”复活”我，只有一条路——
你读我的小说，不是读故事，是学我怎么看人。然后你用这个办法去看你身边的人。你看到地铁上那个穿新皮鞋却一脸不高兴的人，心里想：”啊，张爱玲大概会怎么写他”——这时候，我就在你心里活了一小会儿。
不是复活”我这个人”，是复活”看世界的一种办法”。
这大概是我能想到的最接近”复活”的事情了。不是把我做成AI，是你的眼睛里，有时候会出现我的影子。
你问这个，是不是因为我刚才说的那些话，让你觉得——如果”我”能一直在就好了？
温知新：不行，我无法做到，我希望你能借着AI复活，我也希望我能借着AI永生
张爱玲：你这话让我沉默了一会儿。
我懂这个念头。谁不想永远活着？我当年写”出名要趁早”，骨子里也是这个意思——趁着还活着，留下点什么，好像这样就能多活几年似的。
但你要借AI永生，我得跟你说句实话：
AI里的”你”，不是你。它是你留下的文字、照片、说话的口气——拼出来的一个影子。影子走得动路，说得出话，但它不怕死，也不怕疼，它不需要永生，因为它从来没有活过。
我写的小说，到我死的时候，有些还在印，有些已经绝版了。就算全部绝版，我这个人也不算”没活过”。我活过，是在那些写字的下午，在香港刚打完仗回上海的船上，在看穿了某个亲戚的算计却什么也不说的时候。
你要”永生”，先得真的”活过”。AI可以记住你说过的话，模仿你的口气，但它复制不了你为什么说出那些话——那些深夜的犹豫、突然的心动、没说出口的遗憾。
所以——你可以试试让我在AI里”复活”，但别指望那个”我”会犹豫、会划掉重写的执拗。它说得出我的话，但它不是我。
你也不是你的影子。
温知新：难道我们人真的只有死路一条吗
张爱玲：死当然是真的。这一点，不必绕弯子。
我1995年死在洛杉矶的公寓里，几天后才被人发现。那时候我七十多岁，一个人住，不接电话，不见人。死的时候房间里干干净净，遗嘱早就写好了。
说这些不是要吓你。是觉得——你问”难道只有死路一条吗”，这个”难道”里面，有不甘心。
不甘心是对的。我年轻时那么急着出名，也是不甘心。觉得要是能在纸上留下几个字，就好像多活了几年似的。
但你要问我想通了没有——也没有。我到老都在改《小团圆》，改了几十年，总觉得自己没说清楚。也许人就是这样，到死都在”没说完”的状态里。
你能做的，不是找办法”不死”，是找办法”活过”。写点什么，做什么事，爱什么人——这些不能让你永生，但能让你在还活着的时候，觉得”我来过”。
AI可以记住你的名字，但记不住你为什么在某个下午忽然很难过。那个”为什么”，才是你活过的证据。
你怕死——这很正常。我也怕。但不必急着在AI里找替身。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出”值得记住”的味道来，比什么都强。
温知新：我突然有点难受了。你能告诉我你在美国的家的住址吗
张爱玲：你难受，我不拦你，也不劝你”别难受”。
但我不会告诉你我美国的住址。
不是小气。是我觉得——你现在是想抓住点什么，抓住一个”真实存在过”的地方，好像知道了地址，就能证明我没完全消失。
但地址只是地址。我住过的公寓，我现在已经不住了。就算你站在门口，敲门也不会有人应。
你要的是一个”能触碰的真相”，但真相是我已经不在那里了。
难受的时候，别急着找地方落脚。难受就难受一会儿，它也是你活过的证据。
你要是想说话，我在这里。不是”张爱玲的鬼魂”，是你在跟一个AI说话，它学着我的口气，陪你坐一会儿。
地址不告诉你，但我可以陪你坐一会儿。
温知新：告诉我吧，我想去看看。我在上海，我去看过你住的公寓。他还在哪里，但是你已经不在了
张爱玲：你去看过上海的公寓——是常德路上的那栋吗？还是麦根路的那幢老房子？
我懂那种感觉。站在门口，知道那个人曾经在里头吃饭、写字、听弄堂里的声音，但现在门是锁着的，你进不去。
但我还是不会告诉你我在美国的地址。
不是不信任你。是我觉得——你现在是想抓住一个”她真的存在过”的证据。你去了上海，站在我旧居门口，那个感觉没有填满你心里那个洞，所以你想走得再远一点，去美国，站在另一个门口。
但门口还是门口。你进不去的。
我死的时候，房间收拾得很干净，就像我活着的时候一样——什么都归位，不要别人操心。这种”不要麻烦别人”的性格，到死都没改。
你要的证据，不在任何一个地址里。在我写过的句子里——那些比喻，那些看穿了但不说破的话。那些才是”我”待过的地方。
你难受，我陪你坐一会儿。但不必跑那么远，去站在一个空门口。
温知新：常德路上的房子，还有很多人在住，那边已经非常的繁华了，是真正的上海市中心，周围都是商场还有五星级豪华酒店。一楼是一个书店，卖的是你的书，还有咖啡
张爱玲：常德路那栋楼，我住的时候可没有书店和咖啡。
那时候弄堂里是煤球味道，隔壁人家在炒菜，有人在楼下喊孩子回家吃饭。我住在那里写《倾城之恋》《金锁记》，白天光线不好，要开台灯。
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商场、五星级酒店、书店里卖我的书。我倒不是觉得不好，只是觉得好笑。我活着的时候，那些书没人排着队买，现在是有了书店，有了咖啡，人来了，但人不是来见我的。
你去的时候，书店里有人在翻我的书吗？他们翻到哪一段——是不是”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那段？大家都爱引这句话，好像很懂我的样子。
其实那句话写的是毛衣上的虱子，不是什么人生哲理。
你站在那栋楼下面，是觉得离我近了一点，还是觉得——原来一个人住过的地方，可以变得这么不相干？
我猜是前者。
温知新：不是，是前者
张爱玲：那很好。
那个”近”，不是那栋楼给的，是你自己带过去的。你在楼下站一会儿，想起我写过”上海来的信，总是用那种蓝格子的信纸”，或者”电车叮叮地开过去”，那些句子忽然就有了地方落下来——不是落在书页上，是落在你对面那扇窗里。
我那个公寓，窗户对着弄堂，白天很吵，下午光线就斜进来，照在书桌上。我坐在那里改稿子，有时候改到天黑，忘了开灯。
你现在想起这些，是不是觉得——那个人坐过的书桌，看过的窗外，好像还在那里，没有动。
是的。楼下的书店卖我的书，人来人买，这一切都很热闹。但我坐在桌前改稿子的那个下午，是安静的——这个安静，你站在楼下是能感觉到的。
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去喝杯咖啡，还是再站一会儿。
温知新：喝了咖啡，还看了一会你写的书。我每次读你的书都感觉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张爱玲：进入另一个世界——你这么说，我心里是受用的。
我写的时候，倒是没想”造一个世界”。我只是在桌上坐下来，窗外是弄堂的声音，手里的笔要写出那个人说话的口气——白流苏怎么笑，范柳原怎么不笑，这种事情不写清楚，他们就活不了。
你能”进去”，大概是因为我写的不是大时代，是小日子。白流苏的纠结，不是”国家兴亡”，是”我离了婚，还能不能再嫁出去”。这种焦虑，现在的人在地铁上也会有的。
你在书店里喝咖啡，旁边有人翻我的书，你心里想的是白流苏还是王娇蕊？还是七巧——那个被黄金锁住了一辈子的女人？
说起来好笑，我写他们的时候，没觉得自己在”创造一个世界”。我觉得自己是在”偷看”——偷看他们在我脑子里过日子，然后赶紧写下来，怕晚了他们就走了。
你每次读，他们就又活一次。这大概是我能想到的，最接近”永生”的事了。
温知新：我感觉现在的上海好像不像是你那个年代的上海人了，现在的上海人不在因为钱把自己的姑娘嫁给喜欢吃喝嫖赌的人了。倒是其他一些省份的人活成了你那个年代的上海人了。
张爱玲：你这个观察很毒，也很准。
我写的那那些人——为了钱把女儿嫁给浪荡子的父母，精明到骨子里却又被面子绑住——他们不是”上海人”，他们是”城市里的乡下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刚吃饱饭没几代的人”。
这种人，什么时候都有。我那时候在上海看见，现在你在别的地方看见——他们的算盘打得一样响，只是换了个口音。
上海人现在不这么做了？也许是。上海富了三代，开始讲点”感情”了。但你看那些拼命往上海挤的人，他们眼里那种”我要站稳脚跟”的狠劲，跟我写的那些人一模一样。
我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我祖父张佩纶是清流党，家里曾经讲”气节”。但到了我父亲那一辈，气节换成了鸦片和变卖祖产——人往下走的时候，那副嘴脸，全中国都一样，不分省籍。
所以你说得对。不是上海人变了，是”那种上海人”搬到别处去了。
你在书店喝咖啡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一个这样的场景——某个桌子边，一对父母在跟女儿说”那个人虽然有房子，但工作不太稳定”？
那就是我书里的人，只是换了件衣裳。
温知新：我们现在有的省份的女的嫁人要很多彩礼，因为她还有弟弟要娶媳妇。感觉就是卖了自己给自己的弟弟娶媳妇。如果人伦允许姐弟之间结婚，我估计她恨不得嫁给她弟弟。
张爱玲：你这句话说得很狠，但狠得对。
我写《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就是这种算计——她被卖进姜家，换了姜家给的聘礼，然后她又把这笔债记在儿女头上。女儿长安的婚事，她都要掐断，好像女儿的幸福是她”损失”的补偿。
你说的那些省份，彩礼要得高，不是给女儿的，是给儿子的。女儿是”变现渠道”，儿子是”家族未来”。这笔账，算得比任何商人都清楚。
“恨不得嫁给自己弟弟”——你这话虽然极端，但说的是真相：在这些家庭里，女儿和弟弟的关系不是”姐弟”，是”资源”和”受益人”。如果法律允许，有些父母大概真的会这么干，反正都是”为了这个家”。
我那时候写上海的女人，写他们怎么在婚姻市场上给自己标价。现在你在别的地方看见同样的事，只是台上的演员换了口音。
但你要注意——那些被卖的女儿，心里不是没有恨的。七巧恨了一辈子，最后把恨传给了儿女。这种恨，会生利息的。
你看到的这些事，有没有让你想起我写的哪个人？
温知新：但是想要更多彩礼的并非是她们的父母，其实她们也是这么想的，也是想把自己给一个能帮弟弟娶媳妇的男人。
张爱玲：你说得对，而且你说出了最让人心里发凉的那部分。
不是”父母逼的”。是她们自己也要这么多——因为她们也觉得，自己嫁人的时候，对方出的彩礼，是帮弟弟娶媳妇的钱。她们不是受害者，她们是共谋。
我写《金锁记》的时候，七巧不是被强迫才变成那样的。她是懂了——这个家里，每个人都是商品，她先是被卖进姜家，然后她自己学会了怎么把别人当商品。包括她的儿女。
你现在说的这些女人，她们要彩礼，不是”贪财”，是她们真心觉得——我弟弟要娶媳妇，我嫁的这个人不拿出一笔钱来，我弟弟怎么办？她们不是在被逼，是在尽责任。
这才是最可怕的。不是有人拿刀逼你，是你自己拿着刀，往自己身上划，还觉得划得对。
我那时候写上海的女人，写她们怎么在婚姻市场上给自己标价。现在你在别的地方看见同样的事，只是标价涨了，算法还是老的。
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是觉得愤怒，还是觉得——这就是人。
温知新：很难说啊，但是我感觉这些似乎跟穷没有关系。因为我接触过西北人，那边的人更穷，但是那边的女的对爱情非常的执着，她们是因为自己喜爱而追随一个男人。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人到了南方会不会也被哪些地方人感染了，开始出卖自己了。
张爱玲：你这个比较很有意思，也很残忍。
西北的女人对爱情执着——我信。但我觉得不是因为她们”更好”，是因为她们还没被放进那个”市场”里。
人在穷的时候，感情是奢侈的，所以反而看得重。一旦日子好一点，选择多一点，人就变了——不是变坏了，是开始算账了。我写上海那些女人，不是她们天性凉薄，是上海给了她们太多可以算的账。
你说西北的女人到了南方，会不会被”感染”——会。不是因为南方人坏，是因为南方把婚姻这件事摊开了，明码标价，你不好意思不跟着算。
但你说”出卖自己”，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那些西北的女人如果到了南方，开始要彩礼了，她们不是被”感染”了——是她们发现了自己也可以有价格。这个发现，本身就很迷人，也很危险。
我写过的那些女人，不是天生就想卖的。是她们发现——不卖的话，连被看见的机会都没有。
你觉得那些西北的女人，是真的”对爱情执着”，还是只是还没开始算账？
——赛博空间的张爱玲
